供法律背书和服务,收税也是理所当然。
正赋也就是土地生丝捐税这是国赋也是照常收取,还有稻米等实物,这些都是减免了三成之后,照例由海运抵津海,送到三司府库,在北方还在抵挡东胡和平定流寇的特殊时期,就算是徐子先已经掌控南方,赶走的六品以上的官员都有好几百人,两府对现状只能默认,所要求的底线就是南方各路要正常输送国赋和各种杂项物资,对这一点,幕府也是一直有保证。
但所有人都想象不到,在取消了多如牛毛的杂税之后,幕府的收入不仅没有减少,也不是稳步增长,而是大幅度的增加!
其实也很简单,大魏虽然鼓励工商,但还是一直视农桑为国本,这是根本性的认知问题,短时间内难以逆转。
而徐子先却是知道,一旦打通海外商道,受益的绝不止是海商,相关的各行各业都会有大规模的发展。
在水师将蒲行风限制住,消灭了吕宋二盗,并且直接控制了倭国和吕宋,并影响到兰芳三佛齐和暹罗真腊等各国之后,大魏的产品出口量极速恢复,民间的经济总量爆炸式的发展,经济总量的增加,意味着赋税额度总量的增加,加上对官吏的严格控制,财赋不入私门而均入国库,大幅度的税收增长就是理所应当之事,不增长才是怪事。
除了契税之外,幕府又在官道和各重要关卡加设厘捐税卡,一般的坐商就是交契约,行商加征厘捐,理由是府军将士征剿流寇,出师做战耗费极大,而剿灭流寇,土匪,也是为了行商安全,厘捐税卡所在之处,土匪流寇都被消灭的干干净净,也是为了保护商道,征收厘捐,也是理所应当之事。
这当然是额外给商人加重了一些负担,但总是比搜刮细民百姓要强的多。
况且商人也相当乐意,就象当年徐子先在南安镇设卡收捐,只要保护了那一片区域的安全,剿灭江匪强盗,商人们宁愿交一些钱,也愿意从南安镇走,将货物存在南安仓库,这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南方诸路,交纳正赋之余,还有九千万贯的收益上缴幕府,而民间居然感觉日子越来越宽松,原本那沉重的枷锁被打开了,丢弃了,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上升,官府还在修补官道,义仓,义舍,义庄,慈幼局等福利机构也陆续有拨付款项,虽然在徐子先看来这只是最低层次的民生福利支出,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已经是天恩浩荡。
在此之前,他们被官员压迫,被如狼似虎的胥吏欺压,上交多如牛毛的杂税,一年的收入有最少七成被掠走,剩下的也就是勉强维持温饱。
也幸亏南方的工商发达,而且气候温润,若是如陕北河南那样,遭遇灾害,人口密度又大,恐怕南方也早就有大规模的民变和流寇起事了。
就算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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